|
中国历史上有个短命的王朝，在其刚刚开基创业，扫平天下之时，就因为隋炀帝变治求速且执政昏暴而夭折，每每令人扼腕。这两个王朝就是承平乱世宏启盛世的隋王朝。据说，隋的开国君主，也就是炀帝的父亲文帝冥冥中就怕隋的国运不会长久，因此，自小在佛寺里长大的他特意将“隨”改为“隋”，作为新朝的国号，想着去掉了“走之”，隋朝就能得到神佛庇佑皇基永固。可惜，国家兴亡岂能系于一字，隋朝的丧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中敲响了。
杨广死后被谥为“炀帝”，这是胜利后的唐王朝给他的恶谥，因“炀”谥为“好内远礼、逆天虐民、去礼远众”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杨广生前也曾将“炀”谥慷慨地赠予亡国之君陈后主，却万万没想到在他死后，唐人以同样的谥号回敬他。真可谓“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”!
那么，杨广当得起一个 “炀”字吗？史载杨广“美姿仪，少聪慧”，即位前就屡立战功，为统一南北做出过巨大贡献。即位后也是很有干劲，如畅通丝路，击败突厥，巩固疆防，同时，他创行科举，设立三省六部制，推出了后世中国抡才设政的范本，可以说隋炀帝绝对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，也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立下了殊勋。
可是，如此文治武功的隋炀帝为什么会成为命丧叛臣之手的亡国之君呢？后人一般认为，滥用民力开通京杭大运河是其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这样的吗？
对此，我们不妨揣测一下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动机何在？首先，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北长安，而粮食的主产区却在江淮一带。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，如果仅靠陆路运输，运量小，速度慢，费用高，根本无法满足需要。其次，隋灭陈后，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，真正做到“南北一家”。再者，北方最主要的敌人突厥臣服后，盘踞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人成为主要边患，为了快速征调粮秣和集结军队，挡住卧榻之侧的好战民族南下寇边，开通大运河势在必行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，隋炀帝有泛舟运河江都赏花的打算，这是他称帝前主政江南多年形成的扬州情结在作祟。但这一点私心如何能与国家大计相提并论，后世为了抹黑炀帝，不惜本末倒置，实在有失公允。
其实，运河开凿古已有之，但若论运河路径之长、维系通航时间之久、工程之伟大和艰巨，乃至对国家贡献之大，隋炀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绝对是首屈一指的。
以运河路径而言，大运河不是凭空而生的，它是在前人开凿的通济渠、永济渠、邗沟、江南河的基础上，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乃至珠江六大水系而成的庞大系统。其全线通航之时，北至北京、西达西安、南抵杭州，纵贯南北达2300公里，雄居运河之首。
以运河维系通航时间而言，即使不计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，只以隋朝贯通的大运河而论，已历1300多年，至今苏、鲁等地的水运，仍离不开大运河。能将一条运河的航运功能维持如此之久，绝无仅有。
以运河工程之庞大与艰巨而言，历代王朝为疏浚大运河，不惜民力，甚至逆天而行，可以说，千里洪波之下尽是累累白骨，如此庞大艰巨的工程世上无出其右，当然也非隋炀帝暴政的专利。
至于大运河的贡献，直接地是开启了航运鼎盛的漕运事业，使中国这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天堑变通途，南北成一家，以此而论，大运河对大一统的中国居功至伟。具体来说，可以归于三大方面。
其一是承载了封建王朝的统一大任。由于历代王朝在建都选址上首重防御，未必会选经济中心，而居住在都城中的各色人等所需浩繁，为了满足都城庞大的消费需求，在交通条件落后的情况下，以大运河为主的漕运无疑是王朝繁衍的生命线，可谓 “漕运兴则国运兴”。隋炀帝开通大运河，加强了中原王朝与仳离了三百年的南方地区的联系，巩固了统一政权。
定都长安的唐朝同样受阻于关河之险，不得不仰给于漕运， “必待江淮转输乃足”。一旦安史叛军肆虐，兵出商丘，淮运梗阻，立时朝野恐慌。及至久阻的汴河畅通，东南之粟运至陕县，唐德宗闻讯后对其太子说： 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生矣！”靠着运河的庇护，唐朝既曾放射出盛世辉煌，也曾履冰蹈险百年未倾。
北宋定都开封，更是须臾离不得运河。宋人强干弱支，将数十万禁军悉驻于汴京，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为了保障开封军民的衣食供应，汴河漕事成为至急至重的建国之本，此时的大运河在宋人眼中绝不是区区舟楫之利，而是关乎社稷的存亡大计。
明代迁都北京后，着力恢复京杭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，将京师百姓之仰给都寄托在大运河上，可谓推崇备至。到了清代，为了供养卫戍京畿的八旗军民的粮饷，对漕运的看重超过了历朝历代。为了保障漕运，明清两代专设漕运总督，位高权重，总揽漕务。
其二是促进了大运河沿路的经济繁盛。邗沟的开凿，很快就使邗城平步青云，为日后广陵（今扬州）的繁盛奠定了基础。居天下之中的神都洛阳则是借重运河鸿沟水系，成为中原都会。两千年间，奔流不息的运河水为沿岸人民输送物资，创造财富，使一座座都市拔地而起、富甲天下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。当然，也有很多城市由于运河的河道变线淤阻，繁华难再。
其三是促进了全国各地的交流与融合。由于大运河的横空出世，南北通道畅然无阻，就连当时远在南海的 “犀、象、玳瑁、珠玑”等物都已转售至中原。天宝元年（742），官府甚至组织了一次大运河物资交流会。在长安望春楼下的广运潭中，帆樯林立，每艘船上都立有代表各地的标牌，并陈列当地土特产品：如豫章郡（南昌）陈列的是名瓷、酒器等；宣城郡的是空青石、纸笔、黄连等；始安郡（桂林）的是蕉葛、蚺蛇胆、翡翠等，来自南方数十郡的船只运来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让都城百姓大开眼界，而南国商家在展示商品的同时，也观摩了盛唐气象，他们返乡后，自然也将长安风物带回南方，极大促进了南北经济联系和文化交融。
当然大运河开通以来，也曾饱受诟病，如唐人李敬方就说 “东南四十三州地，取尽脂膏是此河”，认为大运河加剧了国家对人民的收刮，这就有些过为己甚了，没有大运河，统治者就不会对百姓巧取豪夺了吗？
如果说，大运河有负面影响，那也主要是对自然环境的不合理改造形成的。其一是不合理的汲取水源。我国总体上是水资源贫乏的国家，即使在古代，农业用水也比较紧张。随着漕运的兴盛，漕运用水和农业用水矛盾日显。偏巧漕粮起运正是春耕时节，农民争相从运河中汲水灌溉，导致运河水位下降，影响行船。于是，官府每逢运粮之际便遣官严查盗灌者，迫使沿河农民，要么种植一些耐旱作物聊以为生，要么抛荒逃亡，竟至出现千里焦烁的惨景，与沿路兴盛的商业都市形成极大反差。
其二是加剧了沿岸的洪涝灾害。运河毕竟是人工水道，为了保证通航时保有一定的水量，就必需筑堤固水，年深日久，运河中泥沙淤积形成悬河，加之与中国大多数河流的天然河道相冲阻，一旦雨季来临，泄洪不畅，经常泛滥成灾。及至洪水退尽，又往往留下大片盐碱地，可谓灾害频仍。
为了兴利除弊，减少运河的次生灾害，作为大运河重要节点的杭州，颇动了番心思。我们知道，杭州曾是南宋都城（时称临安），民户蕃盛，商贾辐辏，人口最多时达二百五十万，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都难以望其项背。依靠运河之利，南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，守着半壁江山，暖风菱舟，过着乐不思汴的苟安生活。其实，杭州过去也曾饱受早魃之虐，漕运之水和灌溉之水同时告急，运河之利难以为继。碰巧白居易于长庆二年（822）出刺杭州，上任伊始，就兴工开发钱塘湖（今杭州西湖），修高湖堤（白堤），扩大湖水储量，着手从源头上冲破水资源不足的瓶颈。之后，他还总结出“钱塘湖事”四条：一为放湖水灌田，二为放湖水济运，三为疏理城中六井，四为巡守石涵、南笕及湖堤。经过白居易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，漕运之水与灌溉之水的矛盾得以纾解，即使大旱之年，亦可灌田济运，终至“平河七百里，沃野二三州。坐有湖山趣，行无风浪忧”，一举走出了杭州的航运与灌溉困境。
夕阳西下，大运河见证了多少朝代兴衰，已没有了往日的气魄，但谁又能抹去它曾经的辉煌呢？皮日休曾这样评说大运河 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”，可谓诤言谠论，如果隋炀帝泉下有知，一定会长揖而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