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懂任仲平先生-ag尊龙凯时

        2012年11月，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。
　　京城三环的立交桥上依然醒目地悬挂着红色的大幅标语。
　　天凉了，乘88路公交车在铁狮子坟站下来，沿北师大南院墙外的人行道走着，脚下泛黄的落叶铺洒出一片软软的深秋气息，装点着分明已是初冬的京城。
　　学院南路32号院甲5号楼，是夹杂在临街一溜商铺中陈旧的砖混式楼房。任仲平先生与夫人在三层的一套55平米两居室里，生活了20多年。
　　我很想知道，这位现在已是84岁高龄的温文尔雅的老人，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在这个安静的上午，当他平静地回忆起久远的往事时，最触动他情感深处的会是什么事？
　　是入党！
　　是母亲！
　　1953年，刚刚24岁的任仲平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企业管理专科，因学业成绩优异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。在国家机关单位理论培训班学习半年后，他承担了理论教员的工作。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讲台，竟然是要面对有着干部身份的学员授课，年轻的任老师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和压力。他只能利用所有晚上和周末的时间，系统学习研究 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哲学》和 《联共党史》三门课程。
　　整整一年的时间，这位勤奋的教师，给所有参加短期干部培训的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电力部单位，从电力设计院、中试所到下属电厂干部的集中理论培训，在当时是件很重要的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的工作。
　　从这时开始，他有了强烈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。
　　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，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，他报考了北京人民大学的“马列主义夜大学”，整整学了四年。每学期两次考试，八门课程全部得了优秀。进入复习政治理论课考试阶段，他常常背着水和吃的，到中山公园找个僻静的地方去读书。
　　1958年北京电力学院成立。9月，任老师调入政治教研室任课。
　　当年，考大学时，他就因社会关系被审查。他的一个舅舅是国民党少将，解放前去了台湾。当时他背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，接受组织上的审查。单纯的他一直觉得这样的审查是好事，组织上可以把问题搞清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
　　于是，年轻的他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并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。比如，坚持早早到教研室去扫地、打水，将报纸装订成册便于大家查阅等等。他对自己说：“这不就是锻炼身体的机会嘛！”再比如，热心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政治大事，积极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，主动公开地发表自己分析研究的理论观点。早在1959年，他就关注着祖国的经济建设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》的文章，明确强调：“按劳分配，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……”
　　五十三年过去了。老先生颤巍巍地拿出当年已经泛黄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就像捧着一片赤诚一样珍重。
　　那一刻，屋里很静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……他期待着用这样的行动和付出，能得到组织上和同事们的认可和接纳。一位政治教师，执著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他坚定的信念，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信仰追求。
　　当时，整个教研室三十几人，只有三个不是党员，其他两个还年轻。他太渴望在无数次的严格审查后，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那年代，你不是党员，是要被打入另册的。一些会议不能参加，许多文件没有权利看，作为一名政治教师，这种精神上、人格上的不平等，实在无法忍受。
　　然而，在文革中，他所有的努力和热情都被污蔑、被诋毁、被中伤。真是很善良的老人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坚持去掉原稿中文革时别人中伤他的原话。他的理由是：“这样不好吧！万一人家看到了呢？”
　　这个冬日，鸟儿依然在窗外的树枝上欢快地叫着。
　　裹挟着辛酸的泪水，却突然充盈在老人的眼眶中，慢慢地流淌在那瘦削却轮廓鲜明的面庞上：“我要入党！为了自己的教学，为了自己能有权利开会、看文件。也是为了孩子啊！”他不忍自己所谓的历史问题，再牵扯和影响到孩子们，使得他们的前途如同自己的遭遇一样黯淡无望。
　　望着这位几十分钟前还完全陌生的老人，眼前浮动着他当年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时的满腔激情，却在一次次的政审后被拒绝，他的内心要承受怎样无可言说的压抑和重负？
　　一位执着的政治教师、一位善良的父亲。
　　就这样，他一直执着坚定地申请入党，时时地反省着、配合着组织上的调查，努力地工作，希冀迟早有一天把问题搞清楚。
　　就这样，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写书、做课题、搞教学调研，连过年期间也没有间断放松过。他近乎苦行僧般心甘情愿地付出，是因为他确定自己没有权利去享受生活。所以，他竟然说不出自己在业余时间，还爱好什么。
　　1983年，他担任了财会教研室主任，负责组建财会专业。期间，他带领青年教师，制定适应电力事业发展需要的教学计划和青年教师进修提高计划，积极指导青年教师走上讲台。他勇于挑重担，先后开出六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，在1985年招收了第一届财会专业本科生。
　　只是，他不再提入党的事了。要求了20多年，他以为这已经是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　　1988年至1994年间，暑去春来，先生默默的奉献得到肯定：他被评选为全国电力系统继续教育优秀教师、学校优秀教师、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。
　　1993年，先生享受了政府特殊津贴。
　　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中，评审组肯定了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突出贡献：“任仲平同志作为财会学科领域带头人，负责组建财会专业。在制定专业教学计划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建设，组织青年教师进修提高、备课试讲、组织学生下厂实习和毕业论文撰写、答辩中做了大量工作，为电力事业财会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
　　所有的荣誉中，最被先生看重的是终于打碎了禁锢多年的沉重枷锁。那些天，天气晴朗得让先生以为：“从来没有觉得北京有这么温暖灿烂的阳光。”那一天，系党组织领导找到他： “任老师，你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宣誓后，您代表新党员发言吧！”有着一腔的话语想要倾诉的他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： “好，好！我说。”那天，他热泪盈眶地发言： “我想用30多年的坚韧和意志告诉在座的每一位，这面被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染红的党旗，是我心目中永远飘扬的旗帜。”走下讲台，一些老师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任老师，你讲得太好了。”
　　先生生命中的春天到来了，尽管这一天来得晚了点！
　　把自己和老先生一起唤回柔软的亲情世界的是母亲。
　　问起母亲和家，年迈的老人竟然失声痛哭起来，身体抽搐地让人心疼……1939年，在那个苦难的岁月，他刚刚10岁时，母亲就去世了。国破加上丧母，童年悲惨的一幕幕，是他心底不能触动的痛楚：“不堪回首，我们不说好不好？”老人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深重的悲哀，沉沉地叹息后，他缓缓地像是在告慰自己：“那时幸好还有个哥哥照顾。”
　　所以，你就能够读懂先生为什么这样热爱新中国、热爱中国共产党，为什么倾注着全身心的激情去学习、去工作、去研究。
　　他先后发表论文 《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》；编著《电力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》；主编《电力工业会计》；参编《电力企业经济管理》《企业会计准则教程》等多部教材。他的科研项目《电力成本上升及其控制对策》，申请到了一万元科研经费，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。
　　他带了四年研究生，培养出五位财会金融专业的研究生。每位学生的开题、提纲，他都要认真审查。现在在济南、中山、三峡工作的潘猛、刘飞、赵辉他们都已成为国家银行和投资公司的专业骨干。无论什么时候到北京，他们都会登门来看看老先生。
　　1997年，任仲平先生带着研究生，承担了国家电力公司政策研究课题《电力企业公司制改组和资产重组》，研究成果经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。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办公厅主任陈飞虎评价：“这个研究报告写得很全面、具体，写得很好。”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永干认为：“此文值得一读。”让先生值得自豪的是：“我们用了最少的经费，完成了一级科目的研究。”
　　顺利地联系到现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顾问王永干，问：“您还记得任仲平老师吗？”电话那边的王永干哈哈大笑：“当然记得啊！很苗条！”我也轻松了不少：“您用苗条比喻吗？”他反应很快：“是清瘦。”他评价先生的研究课题：做的非常认真、严谨。对先生的印象是：待人很热情、诚恳；做事情特别认真负责。看来先生的认真，是大家共同的记忆。
　　时任中水电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经理刘飞，是任老师1995年带的研究生。他记得任老师给他补课的教室空空荡荡，可“任老师非常认真、精心充分地备课、耐心细致地讲解、一丝不苟地板书，仿佛是面对一大教室好几十号学生。”于是“一老一少，一个讲一个听，这样一个奇怪的上课场面，几十年来温暖着我的生命……”
　　教了一辈子书的他，在学校会计专业处于青黄不接时，坚持工作到了72岁。
　　70岁时，他还坚持每天在北师大的操场跑上十圈。平时夫妇俩经常去爬香山。
　　如今他无怨无悔，认为用大半生去追求入党很值得。从一个年轻政治教师的积极追求，到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沉稳坚定的信仰，先生的大半生，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磨难的缩影，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折射。因此，想读懂任仲平先生，就必然要去回忆时代发展的现实和变迁，去直面那段快被我们淡忘了的压抑和扭曲的悲哀历史的真相。
　　这，就是无数个任老师，用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换来的时代的进步！
　　这段时间，年迈的任老先生关注着党的“十八大”的每一项进程，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每一丝细小的变化透露和传递出的信息。虽然84岁了，可先生谈起国家、党，那种政治教师的敏锐还是会显露出来。谈起法制建设，他期待实现习近平主席讲话强调的：“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，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”
　　他肯定国家近些年经济的强劲发展，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。但同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直率谈到：“一切向钱看，肯定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有精神层面的寄托。”在他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老人的热切心愿。
　　晚年的他，虽身居陋室，依然关心着党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存亡。
　　人老了，更多的应该是关心身体健康、精神愉悦，还有晚辈们。可任先生三言两语带过他的家庭、儿女，谈得更多的是时局、政治。我以为这不只是他曾经熟知党史，教了多年政治课的职业缘故，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无法改变的关注党和国家命运的拳拳赤子之情。
　　……为了补拍先生的照片，重新走进这间屋子已是2012年的12月12日了。院子里的树木和京城的街道，都已被飘飘扬扬的雪花覆盖……读懂任仲平先生，读懂老先生这一代的知识分子，或许是我们今天重新去认知世界、认知自我的最简捷的方式。
　　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明白物质生活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；而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，却是值得我们锲而不舍地去寻觅、去探索的。
　　此时，冬天的脚步，已经让北国的树木全部剩下了深褐色。整整一夜的雪花，将天地间涂抹成了圣洁的银装。可是，我们却分明欣喜地看到：那清新的风，正无比清新地吹拂着共和国的山川大地……
个子高高的84岁的任老先生，如今腰杆依然很直，性格属于内向稳重型。因此，说的每句话、做的每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。
　　妻子是老乡，年轻时在原二机部工作。他们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受他的影响，读了财经大学，现在举家生活在澳大利亚。二儿子在军事大学毕业后，到中科院工作了。小女儿在银行工作，常常回来看望他们。
　　夫妇俩去看儿子，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个月。
　　那里的天总是湛蓝的，云彩白得很美，到处是绿色的树木环绕，环境美丽干净。即便是互不相识的人，在街上碰到时也会很礼貌地打打招呼。
　　买东西时，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，没见过什么人加塞儿。尤其是过马路时，你可以很放心地走。那里的人们，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意识，很文明。
　　还有，那里的人们生活节奏也很慢。
　　这一切，使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宁静、舒服。
　　通常，我们总是喜欢强调：我们用最少的可耕种的土地，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。似乎，我们永远只能在为“养活了”而骄傲。那么，在“养活了”的基础上，我们几时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：我们“养好了”世界上最多的人口。也许，这就是老先生夫妇所说的文明的境界了。
　　其实，我与任老先生一样，渴望至少在相对单纯的校园里，让我们可以感知着文明和进步。不再有痰迹、不再有垃圾、不再有谩骂、不再有人格上的屈辱！
　　生活上的老先生很俭朴，深色毛衣袖口已经磨破了。我有点好奇地问他：“为什么不买件新的呢？”他用浓重的江西口音很开心地回答：“这是学生送的呀！我很知足了。现在生活很好，看病基本上能报销。”去年，家里才更新了沙发和床，原来的实在太破了。夫妇俩都说：“我们过惯了苦日子，很满足今天的日子。”
　　这套55平米的两居室 （另一套53平米的房子儿子住着），确实是小了点。朝南的小小书房兼客厅里，阳光照射在书桌前。靠墙有一排书柜、沙发，还有几盆绿植……老两口的卧室在北边。照顾老两口的河北保姆，只好在厨房边过道里搭了个小床。小小的方餐桌，挤在窄窄的通道边，厨房里的餐具摆放在水泥台面上。
　　但，这个小小的家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哪儿都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。
　　简单的家、简单的生活，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走在岁月的流逝中。
　　这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的老人，在这局促的空间里，朴实地生活着，像一个普通的老人，几乎看不出 “专家”的范儿。服装、发式、略带方言的谈吐，与街角相遇的老人没有区别。只有当谈起他的教学生涯、他的学生、他的事业时，你才会发现他内心深处依然滚动着真挚的情感。
　　回到保定后，接到他数次电话。一是说： “校史上刊印的我毕业的学校不对，应该是财经学院。”还有就是叮嘱： “初稿能不能让我看看？”还有一次则是强调： “我的学历是企业管理专科。后来学校升格为财经学院。”但他重复最多的话语是： 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有必要宣传吗？”
　　收到寄给他的初稿后，老先生在电话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修改意见告诉了我。他的语气非常委婉，生怕说得过重会伤到我。
　　再次见到老人，是为他补拍照片。他戴着白色的眼镜，拿着那修改的基本上已通过审查的文稿，一字不落地看着，用铅笔勾画着。因为事先联系好了这几天的造访，老人还理了发，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墙上的字幅上也挂上了喜庆的中国结。
　　这，就是一位学者，这里蕴涵着他的责任、他的厚重。他一定要对一切负责，不允许任何不真实的报道存在。我们除了尊重和敬佩，还能有其他的选择么？
　　也许，真正能读懂任仲平先生，仅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。那，我们如若能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学会先生的认真和严谨，学会用先生的敏锐和批判精神去分析事物，也不枉先生今天对我辈的一番苦心和教诲了。